笔者认为：股改进行到现在，对市场最大贡献不是推动了股指多少，不是今后采取什么方式全流通的问题，而是极大唤醒了中国民众的经济民主意识，因而，后社会的发展也会逐渐借鉴经济领域民主意识提升的基础培育，近而向民生等社会各方面慢慢拓展，最终缓慢推动中国社会走向大民主、大法制。

 

   记得股改初期，曾有知名市场人士对股市中非流通股如何形成、是否拥有充分参与今后全流通“权利”的质疑和批判，当时，对该认识不以为然，但是，随着股改不断深入，随着对股改公司投票过程的不断认识，随着投票时许多法人股的着落无处寻，更伴随新桥投资这个风险逐利者在投机中国股市制度价差面前“维护”自身利益的执著表现认为，股改以后或许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投资者还有更多诉求需要去慢慢澄证。

 

   过去，曾非常激情，如今，激情如故，但此时的激情已更多增加了理智。年少时，特别推崇美国的两极平衡，可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变迁，笔者倒越来越认为，三极制衡才最稳定，也符合力学原理，这个三极制衡就是：社会管理、经济管理需要采取和固守的是管理者、执行者、接受人在利益维护的各自表达中充分搏弈，这里面，媒体也即话语权的表达地必须严格恪守道德操守。

 

   股改过后，面临的就是全流通变现问题，当然，全流通中变不变现不是由一般投资者说了算，也与对行情高低解读近而选择是否变现无关，只与选择玩与不玩的心态有关。如果是一走了之，那流通有多大意义？如果留下来，则请真正担负责任而不是权益暗享。对于这个问题，需要考虑吗？如何考虑？如何制衡？想必都有思考。

 

   制度变革、国际接轨是最响亮的流行词语，当然，这些词汇表述也不是不对，但中心不是在词汇的表达上，而是如何做。

 

   股份制、权益划分、监管问题是老大难问题，然如果喜欢历史，对中国历史上家族经济有充分理解的话，这些内容就不仅仅只在西方经济学的书籍上才能找到，而是中国历史家族经济的演变中答案遍地。中国历史上的家族经济最崇尚责任和处罚，并且有整套的制度保证，干吗舍近求远？选择时髦还是一种文化标榜？

 

   中国社会、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在发展过程中的责任划分和优奖劣罚，深层背后就是一个“人才”和“民主”问题。企业搞好搞不好，与企业从事的方向与行业周期并无必然联系，只与管理者的综合能力最关切。有一个好的供人才出现的土壤，胜过许多制度细化。结合中国文化看股市，市场最需要的重组方式不是业务的关停并转，不是冲击式的资金杠杆并购，而是不善管理者队伍的关停和重组，这方是中国文化传统支持下的最优重组方式。

 

  

   制度保证的是形式，保证在良好形式下产生社会正能量，保证的不是人无休止的欲望。因此，希望股改过后的全流通能够在解决掉历史上含糊不清的“既有利益”后再制度行进，这样，社会和经济才能在一个新的制度下最大程度减少腐烂产生，才会为涌现真正人才提供土壤，近而，中国也才会在由股市划断历史腐朽的基础上清明前行。

 

   所以，新上市公司要与老上市公司在管理层选拔、奖惩制度、罢免制度上有区别，一切以业绩为中心来论，否则股改所指的“划断”就失去了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