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绝不能搞“洋跃进”

　　洋跃进”正在引狼入室，把我国经济命脉交予外国资本掌心，使其掌握中资银行的核心信息和弱点，极有可能把中资银行打得一败涂地。可以说，“洋跃进”正在把中国改革引向歧途。

　　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基本无人赞成，那么今日中国的“洋跃进”，赞成者不仅大有人在，而且呈方兴未艾之势。赞成“洋跃进”的理论逻辑是这样三条：其一，西方已经现代化了，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故现代化就必须西方化；其二，五千年中华文明没有现代化经历，现代化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其三，经济全球化正在加速西方现代化，故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加速西方化。笔者从来赞成向包括西方科技文明在内的任何先进东西学习，从来提倡东西文明“综合论”，从来主张“东西文明，殊途同归”，但绝不赞成“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更不赞成中国发展搞“洋跃进”。关键问题是，我们究竟要搞什么样的现代化？

我们要什么样的现代化？

　　笔者曾撰文首倡“第三现代化”，并批判西方现代化(第二现代化)的致命弊端，不再赘述。中国不能跟在西方屁股后重蹈“第二现代化”覆辙，而要按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理论，开创“第三现代化”的新路径。

　　我的理论逻辑也有三条：其一，东西方文明有极大差异，历史积淀完全不同；其二，亚细亚经济与罗马式经济有极大差异，经济基础完全不同；其三，现实国情(人口、资源、政体、意识形态等)有极大差异，现代化路径不会相同。两种理论逻辑更本质区别在于，究竟要什么样的“现代化”？或者说什么才是人类真正需要的“现代化”？如果仅仅把西方发展模式定义为“现代化”，那么“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逻辑当然成立，问题在于，西方现代化(第二现代化)既不足取也不可持续，其“无目标、不可控”的基本发展特征、财富为核心的基础价值观，优胜劣汰的核心行为准则，资本为动力的经济发动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型社会，物慾为主流的生存理念……

　　西方现代化的结果，无论对自然环境、社会和谐、人类幸福本意，还是对可持续发展、人类未来生存，都潜藏着极大的颠覆性、毁灭性变数，这也是二战后西方努力向社会主义学习，出现“调整学派”，进入“福利社会”的根本原因。笔者反对“第二现代化”理念，反对“西方化”，进而反对“洋跃进”。

“洋跃进”断送改革成果

“洋跃进”对我国改革危害极大，笔者以金融业为例。新华社高级记者丛亚平指出，近年来，我国金融系统大量廉价出售企业股权，从这样大跃进、一窝蜂式的出售进度看，不出五至十年，我国金融企业股权将有一半以上被外资控制，其隐伏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美洲银行出资25亿美元入股中国建设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和淡马锡分别出资31亿美元各购得中国银行10%股份，高盛集团和安联保险等出资30亿美元购得中国工商银行10%股份，德意志银行出资1.1亿美元入股华夏银行，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等出资4亿美元收购太平人寿25%股权并有权增持到49%，我国与外国合资的基金公司已达18家。目前，近70家金融机构已向外资出售股权，在境外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卖金融股权，带来中国财力的大量流失。

“洋邪教”是怎样形成的？

　　骆德明博士的观点更为深刻，外资入股中国金融企业，除了追逐利润这一资本的本质特性外，其长远目标是控制中国金融业，最终达到控制中国经济、瓜分中国经济资源及所创财富的目的。“洋跃进”正在引狼入室，把我国经济命脉交予外国资本掌心，使其掌握中资银行的核心信息和弱点，极有可能在2006年以后把中资银行打得一败涂地。可以说，“洋跃进”正在把中国改革引向歧途。

　　“洋跃进”有这么高风险，为什么还热衷出售股权呢？权威部门解释，这样「可以根本性地改善中资银行管理水平、金融服务水平、产品创新能力以及综合盈利和竞争能力」。这正是笔者指出的“洋邪教”的典型理念。“洋跃进”即使有上述功能，但其弊远远大于利的事实，是给“洋邪教”的当头棒喝。多年来，“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已成为主流精英们“不容置疑”的当家理论，这是“洋跃进”的认识论原因。

　　之所以形成“洋邪教”，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当今人类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即西方文明空前强盛、东方文明遇到空前挤压的时代，造成“西风压倒东风”的阶段性现象。而人类又很少考虑100年以后会如何，今朝有酒今朝醉足矣！这正是西方价值观的杰作。二是当今人类大脑基本上被西方文明控制，早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西方程序”机器人，GDP三个英文字母魔法师般催促中国人挤入一种整体性的“西方迷信”神坛。有人会说，这不恰恰证明“西方化”的合理性及权威性吗？笔者认识恰恰相反，无论历史或现实，都大量存过人类“整体性陷入误区”的现象，如上帝造人说、宗教裁判所“地心说”、菠菜含铁量说、人定胜天说等等，当今的“洋邪教”亦是如此，有何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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