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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 2007-09-21 18:09:45 ]
标签：无 阅读对象：所有人
1960年 1月到3月，中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五国签订了协定或条约，妥善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
3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省委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中说：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丢掉这个阵地，公社就不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据统计，1959年底全国农村开办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即使这样，仍要求争取80％的人到食堂吃饭，能争取90％以上更好。这种做法脱离农民现实生活水平，违反自愿原则，给农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引起农民很大不满。
3月,中共中央在向各地提出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的要求。除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外，其他城市应一律挂人民公社的牌子。据统计，到1960年7月底止，全国190个大中城市已建立人民公社1064个，参加公社的人口达5500多万人。
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国***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指名的批评苏共领导的某些观点。
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立即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撕毁343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和物资。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进一步破坏了两国关系。
11月，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和工人党会议。会前，苏共散发长达6万字的更加粗暴攻击中共的信件，挑起中苏两党代表团的激烈争论。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认为经济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是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因此，要求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时，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会议确定1961年经济工作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位的方针，要求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都支援农业；会议要求深入贯彻《紧急指示信》，继续做好整风整社工作。毛泽东着重强调了恢复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问题。他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搞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率领三十调查组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赴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调查中，毛泽东等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着手进行解决。
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它主要规定：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人民公社各级规模不宜过大，特别是生产大队（原称生产队）的规模不宜过大；公社对生产大队的领导不可管得太多太死，不许瞎指挥生产，不许无代价地调用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生产大队是公社中独立经营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修正草案中还提出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这样改变了原草案中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的规定，实际上停办了公共食堂。
6月19日，针对《紧急指示信》发布以来农村退赔工作不彻底的情况，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强调：公社化以来无偿占用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必须彻底清算和退赔，并规定了退赔的具体做法。此后退赔工作进一步开展，先后向农民退赔了250亿元。
7月，在聂荣臻主持下，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科技界的意见，提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即科研十四条）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全国试行。《科研十四条》认真总结了建国以后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经验教训，针对“大跃进”中曾经发生过的错误，规定了各项正确的政策措施，主要有：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服务；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各种不同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讨论；要划清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一时难以断定的，先以学术问题来处理；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不断提供新的科研成果，培养出研究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7月，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后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9月15日下发试行。《高教六十条》制定了高等学校的方针、任务和有关政策。主要内容有：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处理好教学工作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
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起草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其主要内容为：所有工业部门和企业，在今后7年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近3年必须以调整为中心，要以最大决心把工业的生产指标和基建规模降到确实可靠的水平上，在应当后退的地方必须坚决后退、退够。在工业管理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统一领导。要集中力量抓煤炭的数量和质量、抓钢材的品种和质量，对一些没有原料、材料来源或是消耗过多、产品质量低劣、成本极高、长期亏本而又短期不能改变的企业，必须实行关停或者关闭一部分。努力增加日用工业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稳定市场等。8月,在周恩来具体指导督促下, 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文化部和全国文联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以后改力文艺八条）。这个文件经反复讨论于1962年4月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文艺八条》总结了近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检查了缺点和错误，提出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文学创作题材应丰富多样，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开展文艺批判，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领导等重要措施。
9月29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在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上，建议：“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是队（指小队）而不是大队。
1961年，苏联逼迫中国连本带息偿还抗美援朝战争时的军用物资贷款。中国人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农副产品偿还，至1964年全部还清本利共计14.06亿新卢布的贷款。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共领导、苏联报刊和受苏共影响的一些国家***连篇累牍地发表决议、声明、文章，攻击中国***。为此，中共于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陆续发表七篇文章，回击了苏共的攻击，阐明了中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这是中苏论战的先兆。
1961年起，美国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次年成立“美国军事援助司令部”，不断增兵南越，镇压越南南方人民，并准备袭击越南北方。为了支持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中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无偿提供大量军事装备。
1962年1月11 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对1958年以来的经济形势，会议否定了所谓“9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公式（即成绩是9个指头，缺点错误只是1个指头），认为，1958年以来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引起的。因此，这些缺点和错误，决不是“1个指头”的问题，而是“3个指头”和“7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的缺点和错误不止是“3个指头”，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会议认真分析了产生缺点和错误的原因。首先，书面报告提出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毛泽东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其次，书面报告提出犯错误的另一个原因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而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会议发扬民主和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以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总结“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这对于进一步清理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努力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对“三面红旗”仍然原则上肯定；在成绩与错误的估计问题上，党内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仍有人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在对1958年以来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中，仍坚持对彭德怀原有的错误结论，不给他平反。这样，使得“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不可能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
2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至少30年不变。这个指示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3月5日，陈毅在讲话中说：应该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3月2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3月，刘少奇召集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说明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首先由中共中央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没有责任，或者有也很少。
3月27日至4月6日,周恩来在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近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代表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还强调，要不断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继续贯彻实行中国***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敢于承认错误和认真纠正错误的态度，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十分感动。他们纷纷表示愿与中国***同舟共济，共渡难关。4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并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自196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对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指示以来，一些地区和部门重视不够，进度很慢。鉴于此，通知提出对批判和处分错了的党员、干部“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人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这样，甄别平反工作才迅速展开。到1962年8月，全国有600多万党员、干部得到了平反。关于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1959年国庆前夕已经开始分批进行，到1962年大部分已摘去帽子。尽管摘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帽子并未从根本上澄清是非，但摘去帽子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的政治处境和工作、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6月,彭德怀向中共中央递交长篇申诉书，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全会期间，康生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得到毛泽东同意。曾经支持过这部小说写作的习仲勋等人被说成是力高岗翻案的“反党集团”。全会决定成立彭德怀、习仲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对彭、习进行审查。会后还撤销了邓子恢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
10月20日晨，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中国边防部队伤亡严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收复被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
11月21日,为了表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国政府于宣布从22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从12月 1日起，从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随后，中国政府将全部被俘印军和缴获的大量武器装备交还印方。中国以两国人民友好的大局为重，力求控制并平息边界冲突的行动得到世界公正舆论的称赞。
1962—1963年，国家批准进口14个成套设备项目，并引进最新石油化工技术。我国化肥、化纤、塑料、合成洗涤剂和电子工业等新兴工业，都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
1962年苏联驻新疆机构策动和诱骗塔城、裕民、霍城三县6万居民逃往苏联，后又制造伊犁暴乱事件。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1963年5月，《文汇报》发表江青组织编写的文章，批判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剧中有鬼魂出现）和繁星（即廖沫沙）写的《有鬼无害论》，无端指责该剧影射攻击***，要向***复仇，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这个文件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进行猖狂进攻，如果不抓阶级斗争，要不了很多时间，就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中国就要改变颜色。因此，《前十条》强调必须抓紧阶级斗争，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并认为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前十条》还提出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肯定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方针是说服教育等政策。在主持制定《前十条》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把防止“和平演变”和防止修正主义作为一个重要指导思想。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3年公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之间出现严重分歧，使毛泽东深感防止“和平演变”的重要性。1959年以后，毛泽东在一系列中央会议上一再提醒全党，并且逐步展开了所谓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毛泽东认为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前十条》正是反映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因此它成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7月6日至20日，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
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员的公开信》，公开地全面地攻击中共，挑起中苏大论战。
9月，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批准发出。《后十条》充分肯定《前十条》，继续强调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并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其指导思想是“左”的。但是，它也规定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运动必须同生产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等。这些政策对于限制阶级斗争扩大化、维持正常生产工作有一定的作用。
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开始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下半年，毛泽东对文艺界，特别是戏剧界进行了多次批评。12月，在一个批示中，毛泽东指出：“许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根据这个批示，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各协会进行了整风学习，总结检查工作。
1963—1964年，国家批准进口冶金、精密机械、电子工业等100多个项目，和往国外考察、询价和相机签约。
1963年到1966年上半年在全国部分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 1月起，统称为“四清”运动）。在城市中则开展“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1963年3月，在全国县以上机关和企业单位中开展，计划全国7年搞完，3年内先搞完1/3，1965年城市“五反”运动，也改称“四清”运动。
1964年 1月27日，中法两国代表经过谈判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这对于中国加强与西欧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4月，中日双方就互设贸易代表机构问题达成协议，在日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在中国设立“高崎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中国通过民间外交的方式，使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和增进了相互间的交往。
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进一步作出这样的估计：全国有1/3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会议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进行夺权斗争。
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成为在大型企业中开展夺权斗争的先声。
6月27日，毛泽东在审阅《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时又作了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些批评和指责不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是不符合文化界的实际情况的。批示下达后，在文艺界引起很大震动。
7月到1965年4月，文艺界开始第二次整风运动。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文艺界人士进行错误批判，并且改组了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的领导班子。在文艺界整风的同时，在全国报刊上对一大批文艺作品进行公开批判，如《李慧娘》，《谢瑶环》、《怒潮》、《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应该说，个别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确有缺点，这本可以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加以解决。但当时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形势下，错误地认为这些作品是文艺界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许多作品被戴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之类的政治帽子。同时，一些文艺理论观点、文学思想也受到公开批判。
1964年夏开始，对文艺界的批判进一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批判了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两部书。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的重视物质利益、重视利润等经济理论观点。此外，还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等。
9月 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四清工作队总结的桃园大队社教经验，主要是先搞“扎根串连”，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四清”由原来的内容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桃园经验”对于运动中“左”的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经毛泽东修改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即第二个《后十条》）。这个文件对形势作了更加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严重估计，认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改变了原来提出的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的做法；提出运动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和开展对敌斗争，第二阶段主要是组织建设。第二个《后十条》的贯彻执行，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严重地发展起来。这以后，全国动员上百万干部参加工作队从事社教运动，采取大兵团作战，在基层开展“夺权斗争”，造成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过重，严重混淆敌我界限的严重后果。
10月，苏共中央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接任第一书记。中共抱着改善关系的愿望，派周恩来等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苏共新领导声言对华政策和赫鲁晓夫“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
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的批示中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他在会上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2月15 日至1965年 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这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主要矛盾和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刘少奇认为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毛泽东则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对于刘少奇的提法，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此外，毛泽东对刘少奇强调的运动采取“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做法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国***内最高领导层中认识分歧的公开化，影响是深远的，它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了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二十三条》纠正了运动中产生的一些过“左”的做法，肯定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工作方法要走群众路线，不搞神秘化，也不要靠人海战术；运动中自始至终要抓生产，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但是，《二十三条》仍然存在严重错误，它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说这是“十几年来我党的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它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入，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二十三条》还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并规定“四清”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1965年开始，中国向越南派出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保障等部队，到1968年3月止总计达32万余人，同时给予物质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以上。
3月，中国和朝鲜、罗马尼亚等七国***拒绝出席苏共召集的以谴责中共为目标的各国***和工人党会议的筹备会。
3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文化方面的某些“左”的错误提出批评，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但是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已经迅速发展起来，这种努力未能奏效。
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又掀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批判浪潮，并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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