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度强化“风险教育”背景下的趋利避险之策
华东师范大学企业与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 李志林(忠言)博士
一、市场为何老是不听从“教育”
5月上中旬在4000点上方,管理层先后发了两个“加强对投资者教育的通知”,但市场均不予理睬,后来是靠“5·30”、“6·20”两次用行政手段搞突然袭击,才将股指从4335点往下打压了931点,但7月26日便创出新高。8月下旬在5000点上方,管理层又采用各报同时发表文章等舆论手段对投资者进行教育,也收效甚微,市场仍然冲上5400点,最后是证监会主席召开了机构座谈会,发表了“加强对投资者风险教育”的长篇讲话,才形成“9·11”暴跌。但此次仅跌了200多点便出现连日强劲反弹,深市两天便收复失地。
人们不禁要问:市场又为何老是不听从“教育”?
第一,“对投资者进行教育”的提法本身就不科学,全世界股市均无这一说。中国股市四五千万投资者,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社会中素质最高、规模最大、风险随能力最强的精英群体。他们既是纳税人,每天向财政部贡献15亿元印花税(以2500亿成交量计);又是国企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如帮助上千家国企扭亏致富,化解了四大商业银行和城市银行的巨额坏呆账风险,使国有资产两年增值10倍;还是直接融资的承担者,如仅用17年时间,就使中国的证券化率超过100%,跻身世界股市前八位。按照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观点,对这样的投资者,不能老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一味进行教育,而应首先向他们致敬,感谢他们、尊重他们、爱护他们。
第二,教育别人者并没有首先接受教育。例如,GDP为何由3月“两会”定下的8%左右变成上半年的11 5%?前8个月的贷款额度为何超过去年全年?CPI为何由原定的3%突增到6.5%?人们没有见到有谁对相关职能部门进行风险教育。又如,管理层一方面批评二级市场35倍动态市盈率是估值过高,有泡沫,市场有七大“怪象”,唯独不对一级市场的泡沫源,即管理层批准的新股高市盈率发行和高市盈率增发进行批评、教育、监管,如工行、中行30倍,兴业银行58倍,中信银行、平安保险75倍,中国人寿、中国远洋和万科A增发近100倍。这样,投资者自然不会买双重标准的片面的“风险教育”的账。
第三,真正该教育的基金却不接受教育。国外成熟股市平均市盈率之所以低,是因为作为指数样本股的几十个大盘股的市盈率都只有12—16倍,如美国的可口可乐、通用汽车,香港的汇丰控股、长江实业等。而中国股市平均市盈率之所以高,是因为大盘股的市盈率均高达三四十倍。但是,管理层并未对大盘蓝筹股泡沫进行批评教育,握有巨资的基金还称,大盘股的市盈率不算高,估值相对偏低,是理性投资、价值投资。在以基金为主体的机构控有44%市值的情况下,其手中的大盘股不愿下跌,市场的平均市盈率自然降不下来。因为,随后回归的红筹股,如建行发行价市盈率仍高达30多倍,这样,再讲对投资者“风险教育”,也等于白讲。除非红筹股回归都以20倍市盈率发行。
第四,中国股市的四大“推手”对冲了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一是人民币升值的加快。在今年已四次加息、七次提高准备金率均无力降低货币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未来唯有动用加快人民币升值的狠招才能奏效。二是经济高增长。温总理近在达沃斯论坛上称:“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以平均9.7%的速度高增长,这种高增长还能保持二十年”。三是上市公司业绩超常规增长。中报业绩增长70%,明年因实施新会计准则和两税合并,仍将高增长。四是国资委提出加快157家央企对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实现整体上市步伐和加快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两项战略决策,为股市提供了巨大的外延式成长性。这四大“推手”均是中国股市“独有”的利好,是最大的基本面,项项都是助涨股市的实质性利好,令越来越多的中长线投资者加快入市觅宝,使按静态估值的“风险教育”黯然失色。
第五,“买者自负”的风险难抵“买者自富”的机会。以往“风险教育”的一大失误就是只讲风险,不讲机会。对于从入市那一刻起就将“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十个大字记得滚瓜烂熟的广大投资者而言,再反复提醒“买者自负”,那是多余。每天几十万开户的新股民和新基民若看不到股市有明显的机会,是决不会贸然进来“送死”的。正如5年熊市中你再动员,他们也视股市为毒品般的远离。从现在5000多点的位置回头看去年5—7月1700—1500点的风险教育,今年1—3月3000—2500点的风险教育,以及“5·30—7·6”4300—3400点的风险教育,按“实践是投资真理的标准”的观点来评判,那时所谓的风险其实都不是风险,而是大机会。不是投资者失去理性,而是教育者对人民币升值经济高增长、上市公司业绩大幅提升背景下股市内在的上升动力缺乏认识;不是“上智下愚”,而是毛泽东所说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诚然,谁都不否认对过度的单边上升市有必要调控,波段市更为合理,但老是通过舆论进行大张旗鼓的“风险教育”,积累到某一时刻会引发市场的共振,即人为制造暴跌,老是依靠行政政策和舆论治市,老是想人为地控制指数涨跌和指数走势,久而久之,会使投资者患上政策依赖症、政策猜疑症、政策忧虑症,对股市的市场化发育不利。对股市的调控还是以采用供求调节的手段为好,如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本周五所说的,“不会针对资产价格出调控政策”,就很值得赞赏。应充分相信市场广大投资者会按照基本面、市场面、供求面和技术面,对风险位置和风险形态有自己的判断和应对策略。
二、对策:淡泊涨跌 宁静致远
尽管先前我已作出“本轮单边上升市在去年收盘指数2675点的两倍却5350点左右须谨慎,要作好波段调整的准备”的提醒,并提出将仓位换成不受估值争论制约的有外延或成长性个股的建议,但面对股市眼下出现的调整,我的观点是:“淡泊涨跌,宁静致远”。
所谓的“淡泊涨跌”,一是指从7月6日3563—9月7日5412点的单边上升市被强力制止后,尽管会出现剧烈震荡,但不会演变为“5·30”式和“6·20”式单边下跌市,而以箱形震荡、横向整理的可能性居大。二是指在7月份大涨651点、涨幅19.8%和8月份大涨797点、涨幅17.1%之后,9月份人们对指数上涨的期望值不能过高,主要是整固行情,不能仅仅指望靠指数上涨赚钱。三是指大盘股跳水带动指数下跌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反而给中小盘二三线的题材股上涨提供了机会,具有潜质的个股有时虽然也会受指数暴跌的拖累,但只要是金子,总会闪光的。四是指9月中下旬管理层会以尚福林主席所谓的“政策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继续强化“风险教育”,调控指数走势,抑制指数上涨,但“十七大”后股市仍将会向3月份“两会”过后一举冲破3000点屏障那样,按照自身的趋势和关心往上突破。
所谓的“宁静致远”,那就是抓紧调整市道,将仓位换成不受估值旋涡之争影响、有外延式成长性的个股,即有确切的强烈的注入优质资产、整体上市、换股购并、资产重组预期的个股(尤以有央企背景的资源类和生物医药类股票为佳),耐心持有,心静如水,手中有股,心中无股,不惧一时指数涨跌,不畏主力在低位的折磨术,不理会账面浮亏,不为差价所惑。要有坚信三个月、六个月或一年后它们能涨1—2倍的眼光,气魄和定力。虽然,从急功近利的观点看,目前似乎已很难找出价值被明显低估的股票,但从“宁静致远”的观点看,有翻倍潜力的股票则比比皆是。宁静致远既是做人的一种高境界,也是牛市中成为大赢家的方法论。
捕捉由外延式成长性的个股,实际上打的不是常规战,而是超限战。熟悉我的朋友一定知道,我历来喜欢打超限战。如1998年,在“国企三年扭亏”的政策取向下,我就最早提倡追逐资产重组热点,首尝甜头;2000—2001年,我提倡捕捉PT重组概念股,并发表了“PT——第四次认购证”的文章,尽管2001年已开始大熊市,股指大跌,照样在几只PT股中取得5—6倍的丰厚收益;2006年,根据管理层为ST股的股改+重组提供绿色通道的政策取向,我又主张按股价1.50元以下、国有股占比例40%以上、亏损1亿元以下、总盘3亿元以下、流通盘1亿元以下这五项标准,用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优选法,从160多只ST股中优选出15只ST股,平均有8—10倍的厚利;2007年元旦过后,我又创造“控股券商概念股”这个新概念,并强调控股比例必须在20%以上的5只个股才是真正的控股券商概念股。果然它们都出现了5—10倍的涨幅;在去年12月国资委强调“加快央企注入优质资产、整体上市步伐”的政策取向后,我认为这又是一个市场新热点,并一再强烈推荐和呼吁。今年以来众多注资黑马股爆发性走势,以及本周五若干新的注资概念股的强劲表现,已证明了这一市场新热点的巨大威力。
可见,我提倡的超限战的上述战役,无不是抓住了外延式成长性的新概念、新主题、新热点、新题材。这些都是跳出静态市盈率和动态市盈率估值的框框的,是不惧大盘指数涨跌的,是只有中长线思维才能捕捉到的。所以,现今我仍然大力举荐注入优质资产、换股购并、整体上市概念股。但愿投资者在今明两年中能通过捕捉这个市场第一主题,尤其是低位及时跟进、耐心持有、不惧折磨,以便实现财富超常规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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