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始自于1978年，但是在2000年加入WTO之后，大家的关注焦点似乎更多的在寻找改革的新动力上，对于开放的讨论越来越少，而缺少了持续开放的对照，改革也就步履维艰，甚至失去了方向感。
期待中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新一轮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路径的选择再一次进入大家的视线，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概念的提出意义就不同凡响。一方面上海是无可争议的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在新一轮改革中充当标杆也好，领头羊也好，责无旁贷；另一方面，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浦东又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象征意味，不得不说，李克强总理的这个突破口选择得不是一般的好，而是非常的好。
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观念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利益，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面前，光有改革的理想，没有改革的方法，恐怕任何顶层设计只能是空想。但是如果从存量利益开刀又谈何容易，别的不说，就是中央各部门已经形成的权力如何调整分配也是一道巨大的难题，何况背后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上海的试点好就好在做增量，好就好在远离北京，好就好在特定相对封闭的区域，对现有利益格局的触动不大却极易产生新的受益群体。换句话讲，支持的人不少反对的人不多，利益增加的人不少，利益受损的人不多，以点带面，影响全国。
这是其一。
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顺利推进，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有关，经济特区的设立就是结果，而特区试验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就是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的经验，无论是政府的管理、企业的运作还是市场的建设都如此。现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第一轮深圳特区的建设，没有第二轮浦东新区的开发，我们恐怕还会在为姓社姓资争论个没完没了，也不可能有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诞生，中国的资本市场不知道在哪块云彩上面飘荡。改革的过程既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更是一个引进参照系的过程，同样是一个和国际接轨的过程，更是一个缩短中国和国际差距的过程，正因为有开放，才知道我们有差距，知道差距在哪儿，改革才能有针对性。滨海新区的开发和第一轮第二轮比，效果上有差异，开放力度有限是很大部分因素。
这是其二。
开放实践过程表明，任何一个特区的开放都绝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的对外开放，而是一个伴随着特区对内开放的过程，每一次的开放都是一个全社会各种资本力量充分涌动的过程，是社会创业力量的爆发过程，是一个生产力大释放的过程。利率市场化是一个争议了将近30年的命题，汇率市场化更是被国际社会绑架了N年的话题，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实践完全有可能为此破题，而放开国内银行在试验区的境外银行服务增加的又岂止是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允许境外期货交易所在中国设立现货交割仓库增加的又岂止是中国企业的产品定价权？当然，自由区的所有创新设想都会和现行的管制相冲突，问题在于，不冲突又为何试？不让试，李克强又何必搞？如果皆大欢喜，这个试验区可能就根本搞不成，搞起来意义也不大。21条规则至今没有颁布，恰恰说明，这个试验区是有难度的，也是有突破的，更是值得期待的。
这是其三。
以对外开放带动对内的改革很有必要，停止争论，多干实事，中国梦才可能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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