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易生教授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主编的那本小书“科学发展观和江河开发”会给华夏出版社惹来那么多的麻烦。
　　于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作的一项科学研究最终还是和眼下热门的企业改制扯上了关系；于是，郑教授不得不为此和一批媒体的朋友坐到了一起，因为，他实在搞不懂，他究竟是不是卷入了一个是非漩涡，是他惹的马蜂，还是马蜂蛰的他。
　　全部的文字都来自于书中254页那不足300字的叙述。作者魏沂在其“移民工作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文章中提到“目前全国各地在国有、集体企业的改制中普遍存在着资产流失的问题，三峡库区也不例外。从某种程度上说，由于库区企业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更使某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如集体所有制企业云阳县曲轴厂原来一直是该县的龙头企业，拥有1亿多元的资产，其生产的摩托车产品配件在全国供不应求，经济效益非常可观。但厂长刘步云近年在厂区内创办了一个前任县长等参股的私营企业森华公司。该公司一无技术人员，二无先进设备，三无销售渠道，却盈利40％。曲轴厂则开始年年亏损，到2002年10月，刘步云委托一个并无适当评估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评估，评估出曲轴厂净资产居然为8．7万元。曲轴厂一直被云阳县作为‘工业小巨人’在扶持，2001年刚刚完成技术改造和搬迁，新征地120亩，而现在转眼就被宣布破产。这加剧了库区既有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郑易生没有想到的是，文章中提的企业和当事人刘步云2005年6月14日就把出版该书的华夏出版社告到了重庆市云阳县法院；郑易生更没有想到的是，云阳县法院会判决华夏出版社败诉，而败诉的消息又早早的由当地的媒体作为新闻报道了出来。
　　云阳县法院的判决在北京的专家看来是可笑的。云阳法院认定“重庆市云阳县森华有限责任公司是1998年3月由五个股东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设立时的住所没有在重庆市云阳曲轴厂内；重庆市沙坝区森华机械有限公司是1999年6月由七个股东出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住所地在重庆沙坪坝区陈家桥镇507仓库，也没有在重庆市云阳曲轴厂内。两个公司的股东中没有谁是前任县长。2002年3月15日，重庆市云阳曲轴厂与重庆市云阳森华曲柄厂、重庆市云阳森华锻造厂、重庆市云阳森华连杆厂签订的是房屋租用协议，重庆市云阳森华曲柄厂、重庆市云阳森华连杆厂是有偿使用重庆市云阳曲轴厂的厂房。”因此，书中描写“厂长刘步云近年在厂区创办了一个前任县长等参股的私营企业森华公司”的“基本内容失实”。
　　既然，法院认定关于刘步云的描写基本失实，那么结合对于“不法分子”的描写，法院更进一步认定，“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和有权部门对其是否有违法行为进行确认之前，文中给原告冠以不法分子的称谓，是对原告人格的侮辱。该书的出版发行，必然诱使公众形成一种不利于原告名誉的认识，此公众的认识必然导致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客观上存在对原告名誉的不利。被告所实施的不利原告名誉的事实的传播，与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被告侵权事实成立。
　　应该讲，法院对于那不足300字的段落分析的还是有理的。如果说刘步云的行为不成立的话，那么联系前后文的意思，送人家一顶不法分子的帽子的确是不成立的，换了谁都会打这个官司。于是，问题就来了，法院对于刘步云在厂区办厂的认定站不站得住脚，是不是在玩文字游戏，是不是在混淆概念，是不是避实就虚，是不是存在逻辑问题。
　　同样对于森华的描述，法院既然已经知道这是个股份制公司，甚至清楚地知道又是由几个股东组成的，那么就不知道这些股东和刘步云的关系吗？就不知道森华的董事长不是别人，而是何贵芳，而何贵芳又不是别人，正是刘步云的老婆吗？森华公司的注册地是不在曲轴厂，但是生产车间就在曲轴厂内，难道一定要工商注册登记的办公地址也在曲轴厂内才叫在厂内办厂吗？还有，法院想必更清楚，在曲轴厂租赁厂房的森华公司，生产的是与云阳曲轴厂同类的产品，使用的是同一个云川牌商标。
　　法院当然只有说不是什么的责任，而没有说是什么的责任。刘步云是不是不法分子呢？法院说了，在没有充分证据之前和有权部门确认之前不能这么说，但是，如果你要理解成法院为刘步云打包票不是不法分子，那么，你又会上当，因为法院到时候会说，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刘步云不是个不法分子。
　　这就是法院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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