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投机而非投资，并非笔误而是大有道理。

在一般人心目中，投资是正道，投机是左道，这是基于投资所冒风险较小较安全的设想；但凯恩斯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自称是「严格的赌徒」（scientific gambler），认为投机较投资安全，因为投机者知道他须冒风险，同时清楚风险所在，因此投机之前必定设想周到，处处设防（如定下止蚀价位，即投机项目升跌逸出预算时便「壮士断臂」割掉损失），结果反而没有危险或把风险限制在可以承担的水平；若把买卖视作投资，投资者以为一切都在计算之中，许多时候忽视或漠视了隐藏的风险，结果反而更不安全。

凯恩斯因此认为划分投机和投资的简便方法，是前者知道危险而后者不知道危险。

这段话是凯恩斯一九三八年写信给他一位友人时提及的，其精义便是现在众所周知的投机者座右铭：「知道危险没有危险！」意味真正投机者在买卖前必须对形势作全面评估—连可能出现的风险都在计算之中。

笔者的看法是，香港人入市（任何市场），即使抱持长线「投资」的宗旨，亦应以投机心情观察市场变化，才不会受「投资」之名所累而吃亏。

　　说起「长线投资」，大家不期然会记起凯恩斯那句脍炙人口的话「长期而言，我们都一命呜呼」（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事实上，凯恩斯从不认为能够「预测最短期的经济甚至最短期（内公布）的公司盈利」，香港政府多年来数度调低经济增长预测，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凯恩斯于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四年两度游美，对华尔街大亨夸言能预测六个月后的公司业绩，大感惊奇并大不以为然。本报「投资者日记」作者经常说他没有预测能力，便是受凯恩斯的影响。

　　凯恩斯的投资哲学和实践手法很值得学习；那些知道凯恩斯精于投资和投机之道的，可能忽略他的成功取决于其简单的「相反理论实力主义」（Contrarian Fundamentalism），而非倚赖他的经济学理论或熟悉金融市场***。

凯恩斯的投机习惯令人羡慕，其买卖决策于早上在床上完成—他醒后在床上进早餐、读报、接听伦敦经纪「报行情」的电话，然后在电话中落单买卖。

有一幅摄于一九四○年三月的相片，显示半秃戴眼镜披晨褛的凯恩斯，斜卧单人床上看资料；右边几上是一叠资料，左边几上放着电话。

　　凯恩斯不大重视投资专家特别是经纪行的分析，亦极少公开谈论市道，他的投机活动在他起床后告终，以后的时间埋首于学术研究；假如你希望找寻一位投机大师作为仿效榜样，不妨考虑凯恩斯这位伟大的英国唯美主义者和经济学家。

基本上，他是一名典型的业余投机者，把投机视作丰裕人生中的一个环节。

他洞悉投机对象的真正价值，加上有知识分子的高傲性格，以致他的投资策略经常与群众（包括一些自以为消息灵通的市场人士）背道而驰。

　　他于一九四四年致友人（基金经理）的函件中说：「我的投资原则，不同流俗。因为当人们看好某种股票时（agreed about its merits），其股价肯定已被炒高，因此亦失去吸购的价值。」

凯恩斯认为股民是盲目的，因此他要「背离群众」；不但如此，他还经常说服他们买入或沽出，然后采取相反步骤（见四月三日本栏），以现在的标准，这当然是不道德的。

　　＊凯恩斯这句来自其一九二三年发表的〈货币改革短论〉（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整段话是：「This long 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Economists set themselves too easy, too useless a task if in tempestuous seasons they can only tell us that when the storm is long past the ocean is flat again.」试译如下：「看得太远，对当前事务有误导作用。长期而言，大家都一命呜呼。经济学家为自己定下太容易太容易达致的工作目标，这便如在狂风骤雨中经济学家老说风暴过后天气会再晴朗。」凯恩斯重复long run二字，颇有幽默的味道，本该照译，才能显其妙趣，但中文读起来有点不自然，遂改之如上。经济学家和财经事务评论员应细味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