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事开头难
2002年7月24日，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北京信用）宣告成立，这是北京市首家向社会公众提供企业和个人征信资料服务的专业公司，其四大股东是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首都信息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和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其中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占有60%的股份，首都信息发展有限公司占15%的股份，其它二家也是北京市政府属下的国有事业、企业单位。无疑，这是一家有着浓厚政府背景的公司。
公司成立时注册资金2000万元，后陆续又投入240万元。从整个管理团队的阵容和投入的资金来看，管理层对启动北京信用这个项目应该是相当重视。此前的4月28日，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投资组建北京信用的签约仪式上，就有一名市委常委和一名副市长出席并讲话。在当时，这是北京市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举措。据了解，北京市政府当时有个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当时的市长和一位副市长兼任，足见当时对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
但是五年以来，北京信用作为一家向社会公众服务的公司，其发展却不尽人意——至今没建立起其最基本的数据库资料，没有一件成熟的产品可供销售，不仅2000多万元的投资收回无期，每年因办公场地的租赁、办公费用以及工作人员的开支等还要消耗数百万元。
比北京信用起步略早，位于上海的一个同类型的公司——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其投入远比北京信用大的多，仅仅是人民银行就向其提供了5000万元的无息贷款，再加上上海市政府的投入，其投放的资金数倍于北京信用。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两家政府背景的信用管理公司，都遭遇到了一个大差不差的结局。
与此相对比的是，国内的征信市场却越来越大，中国最早涉足信用管理业务的新华信，现在已经发展成为集团公司，1993年成立的华夏信用也被美国一家著名的邓白氏集团介入，联合成立了华夏邓白氏中国公司，其它新成立的信用管理服务公司也如雨后春笋，仅在北京，现在从事该行业的公司就有40余家，全国大约有一万余家，其中大部分是民营公司。
二、数据采集遇难题
1999年，有资深商界人士上书总理朱鎔基，建议中国按照市场化经济建设的需求，组建中国的信用体系，促进社会整体诚信指数提升。此前，由于我国企业尚未建立科学信用管理制度，企业赊销后坏账严重，平均坏账率达5%到10％，而美国企业只有0.25％到0.5％，相差10倍到20倍。朱鎔基总理对此建议非常重视，批示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研究探讨中国信用体系的建设，并在上海率先开展试点。2002年前后，由各地政府主导的信用体系建设开始提上日程，北京信用、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
如果将信用资讯进一步细化，可分为三部分，一，身份信息，包括机构和个人的各种资料；二，能力信息，指企业或个人的资产状况、偿付能力以及其享有的其它各种资源以及调度、使用这些资料的能力；三，偿债意愿。北京信用成立伊始，将自身定位于组建企业和个人的身份资料数据库。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级的项目。北京信用之所以做这种定位，是充分考虑到自身的优势。因为以上所有这些资料，有70%掌握在政府各部门手中，另有30%存在于各企业之间或分布在社会各群体和个人手中，当初的设想是：如果将掌握在政府各部门手中的这70%的企业和个人的资料有效整合起来，那么所形成的信息资源将会获得压倒一切的优势，所有民营机构无法与其竞争。
但是，作为一个投资达2000多万元的公司，在决定组建之前，北京的市场到底有多大？有没有一个收回投资的中、远期规划？公司在二年、三年或五年后要达到哪些经营目标？记者想就此问题采访北京信用的高层，但是受到了他们的婉言谢绝。具传，公司在组建伊始，就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祥细调研。事实证明，问题就出在事前对占用和享用这些政府部门的资源胸有成竹上。
结果公司在进行其最基本的资料收集时，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当他们到公安、工商、税务、海关、银行等相关部门去搜集、索要上述信息时，得到了不约而同的拒绝。理由是：要求他们提供如此海量的信息数据与法无据，出了问题没有人敢负责。北京信用成立后，在迈第一步的时候就搁了浅。2000多万元就这样打了水漂。至今，公司的全体工作人员还在等着国家给政策。
三、信息分享难如愿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信用管理服务这个行业，至今没有任何配套的法律法规，无论是政府介入，还是民营机构，至今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现在，物质资源象石油、煤碳、电力等等已经有了明确的职能划分，各有其主管部门，惟有信息这个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资源还没确定明确的主管，因此，拥有这些资源的机构都将其视为一种无形财产而牢牢控制，作为部门的一个筹码而备不时之需。即使现在不用，也不原将其转让，更不愿与他人共享。
其实，已经有些政府部门意识到他们手中的这些资料的经济价值，记者数年前经常因采访需要，在全国的许多地方到工商局去查阅企业登记资料，那时只出示证件就可，并不收费。近些年来就不同了，不但要交费，而且收费越来越高，而且各地差异很大。
北京市各相关部门不与与北京信用合作，拒绝提供资料，先前虽经北京市分管的副市长协调，挤牙膏似的也给过一点，但是有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但是自行利用其独占资源的却大有人在，2003年10月，北京市工商局自己搞了个“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向社会提供征信服务。据说，该系统已经汇集了60余万户市场主体及70余万名法定代表人的信息，加上其它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信用信息共达三百余万，这让投资2000多万的北京信用自惭形秽。
政府部门不合作，万般无奈之下，北京信用只能去找象今日新概念这样的公司，这是一家汽车租赁公司，靠从这样的公司手中搜集企业和个人的资料，这样的数据库建成可要等到猴年马月！
上海资信遭遇到的是和北京信用一样的结局，上海资信遇到的问题是，银行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好这件事，没有必要与政府合作。有消息说上海资信的老总陈志国去年曾来北京，想约请几个同行向国务院呼吁政策，最后也没有结果。北京和上海的这两家公司，到现在为止，其模式乏善可陈，基本归于失败。
早在1993年投资3000万元成立的深圳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是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中惟一做的较为成功的一个，其股东是深圳市的11家银行，政府色彩相对较淡，依托深圳充分市场化的环境运作，据说也是到去年的6月才开始赢利，其投资之大，资金回收周期之长，令一般民营资本轻易不敢涉足。
问题是，北京、上海等这些具有政府色彩的以上公司所遇到的问题是否具有代表性？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这样指出，从北京信用组建当初，他就预料到会有今天的结局，他们只所以没成功，不仅仅只是制度上的障碍，企业的产品定位也有问题。他谈到，北京信用将其定位于北京市信息局业务，目标指向北京市所有的企业和个人，这样做工作量极大而又效益极低。从目前的状况分析，信用管理服务类公司的客户，90－95%是外国客户或国内有外资背景的公司。从实际运营来看，他们购买的信用信息涉及全国，针对性极强，北京地区的只占很少部分。也就是说，你花极大力气建立的信用信息，可能有99%无用，有些也许永远没有人来买。那么，这样的数据库就是建起来，如果其中的99%没有人来买，企业的效益从何而来？
四、曙光显现
有业内人士指出，没有准入门槛，没有资格限制，没有法律规章，没有监管机构，甚至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协会。整个行业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活动靠自律，这是国内信用管理服务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事这个行业会遇到种种问题，甚至会有很大的风险，如信息的来源，调查的手段，是否涉及到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等等。有些企业是在盲人瞎马地做，侥兴没碰到麻烦；在些则在打擦边球，钻法律的空子。在国外，政府部门不被允许从事此类有偿报务，政府部门的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监管。政府部门的资源必须共享，这些都由法律做出规定。银行虽然不是政府机构，拥有不少企业的信息资料，但是银行本身就是企业，经常是交易的一方当事人，由它来证明誰有没有诚信有失公平。因此征信服务必须由一个严格中立、公正的第三方提供。而且这个提供咨询的第三方，其本身的信誉建设和品牌的影响力形成就是一个艰苦和长期的过程。信用管理服务当然也要靠卖产品赚钱，从深圳鹏元的运作实践来看，长达13年的建设和积累过程让一般企业难以承受。
200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开会，会后下发了“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指出：要鼓励、支持信用服务市场发展，培育和发展种类齐全、功能互补和有公信力的信用服务机构。文件也提到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是信用服务市场发展的基础。各部门、各地区在保护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要依法公开在行政管理中掌握的信用信息。”地方政府要“充分利用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改善地方信用环境，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但是，文件并没有提到政府的信息公开是否是有偿的这一重要问题，而如何界定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也是操作中不易把握的问题。
这一文件是否能够为诸如象北京信用这样的公司带来一线曙光？并能使其从此摆脱当前的困境？所有社会征信企业又能该文件中解读出哪些信息？从哪些章节中受益？人们在期待着这份政府文件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尽快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