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短期政策取向,也确定了中长期改革原则。
市场对这次会议异常关注,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前景不明,另一方面是市场过度依赖政策。不过,会议向外界传递了积极信号,突出体现在两方面:一,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二,强调改革遵循市场配置原则。
此前鼓励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提法,实际助推了中国式庞氏骗局。政府滥发货币,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并非依靠产出效率提升,而是源于后续投资者的不断货币投入,这种泡沫经济不仅风险极大,而且导致实体经济萎缩。
实体经济下滑,特别是中小企业因融资困难而陷入的经营困局,既因政策和经济环境所迫,也为金融制度所累。因此,金融体系要高效服务实体经济,除了政策导引外,更需制度改革。
虽然改革信息清晰,但改革时间表并未明确,因此舆论当积极呼吁加快制度改革。鉴于2012年的特殊性,制度改革或只能缓慢推进。不过由于经济向内需转型,增长由政府主导向消费者主导转变,金融改革或不得不被迫加快。
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专业人干专业事,在信贷市场则体现为小企业信贷需要专业小机构提供。那种依靠政治动员的运动式信贷供给,不仅无助于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问题,而且会留下新的后遗症。因此,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核心不在政策变化,而在于制度建立。放松管制,开放市场,坚持金融自由化道路,建立多元化市场体系,才是金融改革最终方向。
就市场开放顺序而言,对内开放当先于对外开放,利率市场化应优于资本自由化。
首先,放开金融准入是基础。
管制是中国特色,不仅金融领域管制甚严,其他领域政府干预也无所不在。管制放松应体现在机构设立方面,除了鼓励金融机构股权多元化,更应放开民间中小金融机构的设立管制。目前实体经济困难的重要特征是小企业融资困难,政策虽然促使大银行信贷向小企业倾斜,但基于银行自身的信息与成本约束,单靠政策刺激不足以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要长远解决融资瓶颈,就需要放松金融管制,鼓励民间资本创办面向小企业的专业金融机构。各国实践证明,社区银行更能有效解决小企业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大规模发展社区银行是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一步。
放松管制还应体现在融资管理方面。小企业在发展初期,常常需要内源性融资,其特点是向亲朋好友和熟人社会借贷以及集资,但中国目前将民间集资视为非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小企业资金来源,未来改革应该在民间集资方面有所突破。虽然集资风险较大,但如果做到法律体系明晰,投资者能够风险自担,融资人信息透明,集资方式就可以适度放开,这会很大缓解小企业发展初期的资金饥渴问题。而在直接融资方面,小企业债券市场也应适时启动。在上市融资方面,证监会应尽早放弃审批制,这个改革不妨先从创业板开始。
其次,要素定价改革是关键。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得利于要素价格扭曲,但这同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因而要素定价制度改革迫在眉睫。就金融领域而言,利率和汇率决定市场化为改革要点。利率市场化同时要求市场自由化,一方面要放开资金价格,另一方面要放松准入管制,最终形成由市场供需决定利率的资金市场制度。鉴于利率市场化涉及到国有银行现有利益格局,也对银行监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利率市场化恐为金融改革主要难点。
由于人民币快速升值周期几近结束,近日汇率出现双向波动,人民币单向升值预期被打破,因此,汇率改革因藉此良机,放开波动幅度,为最终实现浮动汇率奠定基础。
对外开放核心是资本项下自由兑换和金融投资自由化。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周边国家开始将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但要让人民币发展到储备货币,则需要开放资本市场。在人民币自由兑换之前,一方面可以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一方面应允许境外人民币资产进入国内市场保值增值。RQFII可视为资本市场开放第一步,但资本市场全面开放则需建立在内部市场自由化基础上。
麦金农给定的最优次序是,首先是平衡财政,即建立有效的税收制度,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消除赤字;其次是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消除通货膨胀,从而保持正利率;第三是外汇自由化;最后一项是资本市场开放。
麦金农主张最后开放资本市场的理由是,“在国内借贷按均衡利率自由进行,国内通货膨胀率受到控制,以至于不断发生的汇率下调不再必要时,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套利条件才算具备了”。
金融自由化需要循序渐进,但金融改革与制度建设则需快马加鞭。有理由相信,中国能够避免产业空心化,这当然寄望于改革与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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